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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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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德国知识产权纠纷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概述 返回

德国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众多,它们在不同的领域、行业内发挥作用,传统与新型的形式共用,自治性与强制性手段并存。[1]

根据德国ADR的发展历史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ADR的出现更多地是为了给消费者等群体提供更多“接近公正”(Access-to-Justice)的机会;而进入80年代后,ADR的含义下更多地是强调提供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的ADR又有了新的解决,人们期望它是一种更合适的争议解决方式(Appropriate Dispute Resolution)。所以直到今日,还有很多人在适用ADR解决纠纷时都在强调其“适合性”。即某一种纠纷解决程序是否适合于解决争议,首要的是对争议各方追求的目标以及达成一致的障碍进行了解。而德国ADR的内涵也逐渐形成了包括调解、迷你审判、早期中立评估等在内的体系。

德国的ADR发展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英美法系国家比起来更为缓慢,在ADR的概念刚开始引入到德国时,有的人甚至嘲讽式地将其翻译为“收入的警示性减少”(Alarming Drop in Revenue),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在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审理程序往往都意味着很高的诉讼费用和很长的期限,而德国人一向以自己的司法系统更有效率而自豪,他们认为在此情况下,并不一定需要ADR系统。

近年来,诉讼案件的迅猛增长使得德国的法院系统不堪重负。为此,德国通过数次修改《民事诉讼法》,制定《司法简化法》和《司法负担减轻法》等做法来应对这些新变化,力图通过进一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司法效率,减轻司法系统的负担。与此同时,德国立法和司法部门也开始将眼光转向诉讼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即ADR。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政府开始倡导发展ADR制度。1977年、1981年、1982年,德国连续举行了三次有关ADR的大型研讨会,并提出了在现有的和解所(Gutestellen)、调解机关(Schlichtungseinrichtungen)和仲裁所(Schiedaatellen)之外,再建立其他新的制度的提案,并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20世纪90年代两德统一后,德国诉讼费用高昂、诉讼迟延等问题日趋凸显,政府逐渐重视诉讼外争议解决机制的作用,积极推动ADR制度的发展。

德国的纠纷解决机制本身即为一个多元化的体系。这种多元化机制的合理协调及其正常运作,使得德国的ADR制度构建更侧重于对传统的仲裁制度、法院调解制度以及民间ADR制度等方面进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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