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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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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知识产权风险的具体分类 返回

国外学者研究认为,企业国际贸易中的风险类别主要包括:物质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操作环境、认知环境等。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结合企业对外贸易特点和知识产权风险特殊性,本研究从资源、市场、企业环境三个角度,对企业对外贸易中的知识产权风险进行分类。资源即双方知识产权力量对比。在发达国家与我国的贸易对抗中,双方手中各自拥有多少知识产权无疑具有决定性作用。当前大多数领域内的核心技术及其关键知识产权仍然掌握在跨国公司和外国企业手里,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也是必须正视的形势。市场为境外贸易市场。知识产权风险一直存在于企业中,但只有等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会显露出来。伴随我国企业发展壮大,销售额激增,寻求海外市场扩张时,在海外同竞争对手展开或即将展开一系列的竞争冲突,知识产权风险就会爆发,成为企业的危机。环境为我国企业的知识产权管理环境。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并保持优势,必须建立内部良好的知识产权管理运作系统。伴随企业海外扩张的加剧,企业经济实力的增强,潜伏在表面光环下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漏洞也将暴露,受到更多的关注与质疑。

一、知识产权资源风险

(一)海外市场拥有知识产权数量差距

知识产权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法定的垄断权,具体体现为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一种合法专有与垄断。市场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甚至可以视为对市场份额的控制权,在企业形成市场支配地位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海外市场获得专利权,意味着企业的发明创造得到了相关国家的法律保护,能以专利权垄断性开拓市场、占领市场并获得国际市场竞争优势。从知识产权战略角度来说,企业还可凭借自身的专利权开展专利许可、投资、证券化等运营,并抵挡竞争对手的专利攻击,可以多方面捍卫企业的利益。近年来,我国对外发明专利申请呈显著增长趋势。2009年,我国向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发明专利6116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8.8%;向欧洲专利局提交的发明专利申请达到1604件,比上年同期增长7.0%;向日本特许厅提出发明专利申请891件,比上年同期增长15.6%。与之相对应的,2009年国外来华发明专利申请中,美国为21798件,欧盟为21455件,日本为30294件,分别是我国向其提交申请件数的3.6倍、13倍和34倍。[1]由于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在技术研发方面整体处于优势,在国际贸易中属于技术输出方。我国对外发明专利申请量尽管不断增长,但整体还是属于技术输入方。这种技术逆差就决定了在专利申请量之间的逆差。[2]就申请方式而言,我国对外专利申请中,超过7成利用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数据表明,2009年我国PCT国际专利申请升至世界第5位,共7946件,同比增长29.7%。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2009年美国PCT申请量高居世界第1,共458790件;日本排名第2,共29800件;德国第3,共16700件。分别是我国PCT专利申请量的5.8倍、3.8倍和2.1倍。26

商标知名度大小反映了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大小。我国早在1989年就加入了《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995年又加入了《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关议定书》,由这两个国际公约构筑的商标国际注册体系目前已涵盖77个国家。但截至2009年底,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收到中国企业通过商标局提出的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申请为9721件,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局马德里商标国际注册领土延伸指定中国的申请为142830件。[3]虽然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排名世界前列,但我国自有商标产品在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极为有限,初级制造品和初级产品在出口产品中仍然占有相当大比重。以玩具产业为例,2009年中国玩具出口累计达到77.8亿美元,但有规模的15000多家玩具企业没有一个真正世界知名的品牌,企业多以贴牌生产维持生存,绝大部分利润被外国品牌持有人赚走。据统计,我国各类进出口企业中拥有自有商标的还不到20%,全国自有品牌出口额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不足10%。缺乏自己的品牌,使我国企业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还经常遭受侵权诉讼,处于市场跟随者的劣势和被动地位。

(二)海外市场拥有知识产权质量的差距

企业拥有专利数量十分重要,但专利质量更显珍贵。美国高通公司在3G标准中的优势地位,不仅取决于其拥有的1400多项相关技术的专利。更为重要的是,高通拥有的多为基础性、最核心的专利,其他相关厂商均无法绕过。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诸多企业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拥有了一定数量的专利,但多为外围专利,缺乏核心专利。众多的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反映出我国的经济增长与专利质量不相适应,这在一些新兴产业中尤为明显。例如目前普遍受到关注的LED技术,核心专利均被美、欧、日等外国厂商控制,中国内地只占不到5%的专利。由于中国企业60%以上产品均销往欧美等地,导致众多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专利诉讼,多数诉讼均以和解赔偿收场。在数字电视领域,欧美日掌握72%的专利技术,同时在DVB联盟的专利池中,没有一件来自中国企业的专利,这都对产业未来的发展构成了隐患。据统计,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发布的国际标准已近20000项,但中国企业参与制订的仅20余项;负责制订上述标准的专业委员会多达900余个,中国参与其中的不足10个,且参与程度有限,起草、制定等实质性工作参与严重不足。标准制订的缺失,使得我国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屡屡遭遇技术壁垒,产品难以进入国外市场,每年由此造成的直接或潜在经济损失约为500亿美元。[4]

在商标设计上,我国有些企业在设计外文商标的时候不愿投入,往往简单使用中文商标的汉语拼音,或者选择的外文太过普通,以至早已被人捷足先登,最后只有花费高昂的代价启用新名。2005年联想正是因为原“Legend”商标在海外注册申请中遭遇太多冲突,才不得不更换为“Lenovo”,更换商标费用很大,更不用说因此产生的广告费损失。更为严重的是,我国缺乏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认可度的驰名商标。而在当今贸易领域,商标特别是驰名商标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统计,国际名牌在全球品牌中不到3%,市场占有率却高达40%,销售额超过50%,个别行业(如计算机软件)超过90%。在2009年世界品牌500强中,中国内地仅有18个品牌入选,其中仅有8个属于制造领域。[5]中国企业的品牌除拥有国内庞大的消费者外,并没有形成差异化的文化理念和品牌核心价值。而一些世界知名品牌,其背后均有一种强势文化的支撑,如诺基亚的“科技以人为本”,星巴克的“高价值品味”。商务部发布的《中国品牌发展报告(2006)》中,分析了我国品牌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品牌知名度不高,二是品牌资产价值有待提升,三是品牌国际化进程缓慢,四是品牌自主创新能力有待加强,五是缺乏先进的品牌理念,六是缺乏品牌经营长远战略,七是品牌经营策略有待完善,八是品牌资产运作不够成熟,九是缺乏品牌危机的管理经验。我国产品品牌地位与我国贸易大国、出口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严重影响了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6]

(三)我国企业创新能力的差距

企业的创新能力,直接决定了未来知识产权资源的分布。我国出口企业创新能力不容乐观。2006年,我国向美国每出口1亿美元产品所对应的在美专利申请量不足2件,向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地每出口1亿美元产品对应的当地申请量均不足1件;而韩国每向我国出口1亿美元会相应在我国提出大约10件发明专利申请,德国每向我国出口1亿美元产品相应在我国申请大约20件,美国、日本则高达30件左右。[7]美、日、德、韩的对外专利申请对贸易出口的贡献率较大,表明其出口产品中包含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而我国对外发明专利申请对我国向上述国家和地区出口的贡献率较低,这主要与我国出口贸易以资源出口和简单加工产品为主有关。我国外贸企业多为“三来一补”企业[8],即主要从事来料加工、来样定做、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企业,产品主要以纺织品、鞋、无线电话、电视机、玩具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即使是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我国承担的也多是加工和组装的角色,属于低端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低。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的经营模式,虽然能降低企业资金投入,减少企业经营风险,但也导致我国企业长期不能直接面对消费市场,无法正确预测消费者需求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缺乏有效技术创新能力和自身品牌建设、维护能力。而且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商品,往往存在增量不增价的矛盾,企业出口数量的优势难以转化为利润优势,不仅利润增长不明显,贸易摩擦却日益增多,频繁遭遇反倾销起诉或保障措施,损害整个产业和国家利益。此外,我国广大企业还必须认识到,劳动密集型产品和服务对劳动力成本敏感度较高,我国提高国际市场份额长期依赖的低成本优势已明显减弱。2009年中国制造业成本低廉度排名已从第4位降至第6位,[9]墨西哥、印度、越南、俄罗斯、罗马尼亚等我国主要竞争对手制造成本均已低于我国,与我国企业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能力明显增强。

近年来,我国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及时进行技术跟踪,但大多企业研发基础实力较弱,研发时机把握不准。而在当下,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落后就会给对手以机会。一旦竞争对手首先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特别是取得了一些基础性专利,会对我国企业今后发展造成遏制。例如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我国虽然很早就进行了技术跟踪,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取得核心技术的专利。在上海世博会上,TD-LTE(新一代宽带移动通信技术)演示网为人们撩开了4G(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的面纱。尽管目前有81%的在华LTE专利申请来自于国内企业(截至2010年5月,我国受理LTE专利申请433件,其中351件专利申请来自国内),但国外企业正大量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专利申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103条规定:“国际申请的申请人应当在专利合作条约第2条所称的优先权日起30个月内,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申请人未在该期限内办理该手续的,在缴纳宽限费后,可以在自优先权日起32个月内办理进入中国国家阶段的手续。”这意味着,专利申请人在提交PCT专利申请后,可以在2年多的时间内自由选择是否进入国家阶段。目前在国外通过PCT提交的专利申请中,可以进入但尚未进入中国的LTE专利申请超过1000件,一旦这些专利全部进入中国,国内外厂商在华LTE专利申请格局将被彻底扭转,我国企业又将面对国外企业强大的专利壁垒。[10]又如DVD产业跨入高清时代,2009年,松下、飞利浦和索尼三家公司与其他专利权人商讨为蓝光播放机与光盘产品建立一站式许可联盟。该许可联盟涵盖了蓝光、DVD和CD的基础专利,但专利权人中没有一家是中国的,中国企业将面临“因交纳专利费使得生产成本高昂”的巨大风险。而且从整体而言,我国专利优势企业数量不足。在2009年全球企业PCT申请百强中,日本31家,美国29家,德国12家,而中国只有华为和中兴通讯两家公司。我国PCT国际专利申请涉及技术领域较少。我国两家百强企业均为通信和网络产业,产业分布单一。而日本31家百强企业涉及电子、汽车、机械制造、化工等多个领域,美国29家百强企业涉及通信、电子、化工、机械、飞机、军工等多个领域。这也反映出美、日等发达国家创新能力较为平衡,在各主要技术领域均具有一定的技术竞争能力。

二、海外风险

(一)市场外部的经济风险

知识产权本质上是为了不让竞争对手销售自己的产品或商品而拥有的一种垄断性权利,只有在市场竞争环境中才有意义。[11]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程度与一国市场经济状况极其相关。分析以往国际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纠纷,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视和充分运用,往往与其国内经济情况密切相关。例如著名的美国337条款,就诞生于1929年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正是依源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作,337条款得以不断修正与发展,成为新时期贸易保护的主要手段。从本质上说经济危机实际上是经济结构、经济生态调整的周期性过程。产业整合程度空前强烈,大批专利权人启动专利武器,通过专利竞争淘汰旧技术、旧产业。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并演变为世界性金融危机,贸易保护主义也抬头,针对中国企业的专利围剿开始爆发。从2009年1月1日至7月15日,联想集团卷入8起美国专利诉讼,占其历史上在美卷入全部专利案件的36%;UT斯达康卷入6起美国专利诉讼,占其历史上在美卷入全部专利案件的37.5%;华为公司卷入2起美国专利诉讼,占华为历史上在美卷入全部专利案件的66%;中兴通讯卷入3起美国专利诉讼,占其历史上在美卷入全部专利案件的75%(其余25%即另一起专利诉讼发生在2008年11月,也是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海尔卷入3起美国专利诉讼,占其历史上在美卷入全部专利案件的50%。[12]面对危机,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在众多的贸易保护手段中,知识产权作为新的贸易限制手段,基于保护创新的理念,广泛受到发达国家的欢迎。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往往挥舞知识产权的“大刀”,挑起知识产权纠纷甚至于启动知识产权诉讼,把知识产权的竞争进一步延伸至法庭及其谈判桌。而知识产权纠纷及其诉讼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大量的知识产权纠纷以及诉讼只是显露在海平面上的冰山尖尖角,与其联体的是隐藏在海平面之下的巨大冰山基础即商业利益和市场份额。一系列的知识产权诉讼,不只是权利人维护自身知识产权的方式,更多的时候,成为外国企业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一种商业策略。利用诉讼和媒体宣传等方式,扰乱我国出口企业的正常运营,影响企业的现有客户和潜在客户,从而阻扰我国低成本产品在相关海外市场的扩张步伐。近年来发达国家政府、企业也不断探索知识产权运用的新模式。其中值得我国企业密切关注的是目前美国等国家频繁出现的专利地痞(patent troll)。patent troll可翻译为“专利钓饵”或者“专利投机者”,还经常被戏称为“专利地痞”或“专利流氓”。他们本身并不制造专利产品或者提供专利服务,通常是从破产公司或者个人发明者那里购买专利,然后依靠专利诉讼赚取巨额利润的专业公司或团体。他们往往躲在暗处,蛰伏数年,等到使用他们专利的产品占有一定市场份额时,将生产和销售这些专利产品的公司告上法庭,要求支付许可费。专利地痞拥有的可能只是这个产品中很小的一个专利,但是在诉讼索赔时却要求相当于整个产品利润的赔偿。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判定为专利侵权,就有可能被处以永久禁令,涉诉产品将被永远地逐出美国市场,这对企业来说简直无异于灭顶之灾。因此被告企业往往愿意花大价钱与专利地痞谈和解,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更多的专利地痞产生,如此往复,恶性循环。在2007年之前,此类案子通常是以侵权方支付大量赔偿金而告终结。据最近一份调查显示,在美国起诉亚洲技术公司专利侵权的案件中,78%都是由patent troll提起。[13]伴随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发展和壮大,这些专利地痞也渐渐将眼光投向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中兴通讯在海外就遇到十几例,给企业正常运营带来极大危害。

(二)市场内部产业竞争风险

分析以往海外知识产权纠纷案例,国外权利人发动知识产权进攻,多是在自身市场份额受到我国产品挤压时。2007年市场调查机构Display Search 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三星、LG、TCL—汤姆逊电子公司(简称TTE)在全球电视机销售市场中,分别占有10.6%、9.8%、9.4%的份额。恰在此时,韩国LG电子指控TTE及其控股母公司TCL多媒体科技控股公司侵犯其4项数字电视技术专利。伴随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出口企业的制造能力不断上升。凭借低廉的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中国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该国同行产生激烈竞争。但由于中国企业在知识产权上还受制于外国企业,导致知识产权风险的出现。近几年,我国加大产业结构调整,2003年底我国实行新一轮出口退税机制,保持了对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较高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了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使出口商品结构更为优化。高科技产品市场利润远高于传统产品,是市场竞争最为激烈的区域。而高科技产品包含大量的知识产权,容易引发知识产权侵权,同时也是美国337调查重点。伴随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高科技产品出口的大幅度增加,对外国大公司形成更深层次的竞争,我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诉讼和337调查案件大幅增加。例如2005年思科诉华为,2007年美国Power Intergations起诉中国新进半导体,美国SanDisk 起诉深圳芯邦科技。外国企业挥舞知识产权大棒,从代工、芯片设计和终端制造等整个产业链对国内科技产业形成围堵之势。

三、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环境风险

(一)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

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从开始到现在只有短短几十年时间,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历经几百年发展历史的西方发达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相比,立法还不成熟,各种保护措施和保护手段还不十分完善;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缺乏对知识产权的足够认识,未能从经济、市场的角度真正领会知识产权的深刻内涵,在发展过程中还未能从战略高度系统地、前瞻性地审视知识产权运营策略。如在技术创新方面,企业忽视对取得成果的专利保护,产品核心技术开发后没有及时获得专利确权,导致技术被他人仿冒销售后不能通过有力的手段加以保护。在商标方面,由于未及时注册,造成被他人抢先注册,有些已经注册的商标由于没有技术进行续展注册而失去商标专用权。此外,一些企业在合资、转制过程中,不重视商标价值评估,自身的商标资产,或是不作评估拱手相让,或是作价过低导致无形资产流失。企业在开拓海外市场时,知识产权警觉性较低,既不懂得利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也不懂得如何避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没有考虑过如何运用知识产权战略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近些年,在与外国企业残酷的“知识产权竞赛”中,我国企业逐步认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但缺乏知识产权运用、管理的综合能力。

(二)缺乏境外知识产权工作经验

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对国内立法还未充分理解的情况下,伴随中国加入WTO及多个国际公约,企业对相关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制度更是缺乏及时、必要的了解,更不用说及时追踪国际贸易领域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制度、技术发展动态、充分利用WTO国际规则或是相关诉讼技巧进行侵权诉讼抗辩。典型的事例就是在DVD专利费纠纷案中,面对3C、6C专利联盟的咄咄逼人,我国广大企业在没有进行专利调查和检索的情况下,就全盘接受其一揽子高额付费许可。面对外国企业发起的知识产权战争,我国企业没有建立基本知识产权储备,既缺乏应战的能力,更没有应战的勇气。通过对1974年至2006年发生的51起涉及中国内地产品的337调查统计分析,由于缺乏对调查程序和规则的了解,在高昂的诉讼费用、紧迫的时间因素和复杂的应诉程序面前,绝大多数中国企业都未战先怯,放弃应诉,导致的结果是有50%的案件被判侵权成立,企业蒙受重大损失。2009年,世界覆铜板行业巨头美国埃索拉股份有限公司(Isola)向我国7家企业提起“电子元器件337调查案”,只有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积极应诉,使埃索拉公司被迫认输并撤销对生益公司的所有指控,而其余6家未应诉的中国企业,均被判定侵权,产品不能进入美国市场。

(三)知识产权规章制度的缺失

知识产权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系统性和规范性,要求管理人员熟悉知识产权专门知识,熟悉企业经营管理尤其是无形资产经营管理的客观规律,了解本行业技术和产品市场的发展规律,同时对国内外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有一定的掌握。但相当多的中国企业,未将知识产权工作提上议事日程,没有知识产权机构、没有专职管理人员、没有专项经费、没有相应的知识产权规章制度。部分企业虽然建立了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但多数是将知识产权简单视为法律事件,机构设置上多在企业法务部内,有些虽然设立了独立的知识产权部,但却没有从事知识产权管理的高素质人才,特别是缺乏能将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与企业业务紧密结合的专门人才,知识产权部门运行与其他管理部门相脱节,未能与企业的技术、经营部门形成协调机制。在知识产权工作方面,企业没有建立相应的知识产权规章制度,无法实现知识产权战略的科学管理,企业知识产权价值无法得到充分体现,甚至给企业造成损失。例如企业缺乏知识产权激励机制,企业科技人员对技术创新缺乏动力。企业缺乏完备的成果保护和对外合作知识产权审核机制,导致企业科技成果流失、商业情报泄密事件时有发生,其后果不仅造成企业知识产权的流失,而且影响企业的市场份额。在与外商的合资过程中,专利技术、商标和商业秘密等知识产权往往没有进行评估和作价,在贴牌加工、配套生产中对供方知识产权权属不加确认,导致无端卷入知识产权纠纷。[14]完善的知识产权规章制度包括知识产权文献检索制度、技术发明登记制度、专利申请审查制度、技术合同制度等多方面管理机制和制度设计,这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尤其重要。国外大企业一般设有专门的知识产权管理部,负责本企业知识产权申请、授权后的管理,以及知识产权应用、实施转让、许可证贸易、知识产权法律事务、知识产权信息监控、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等。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以高新、优良的管理制度吸引各国优秀人才为其进行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甚至聘请社会上知名专家学者担当企业的知识产权顾问。这些大企业往往制订了严格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与生产经营战略、技术创新战略、市场营销战略有效结合,一方面从知识产权信息中获取创新资源,另一方面利用知识产权优势,构筑知识产权壁垒,提高自身的垄断地位和竞争力。我国广大企业在这方面差距明显,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组织,规章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

(四)知识产权信息分析能力低下

国外大企业非常重视知识产权信息网络的建设,并将知识产权信息的搜集、分析、运用作为企业知识产权管理的重要内容。它们定期发表知识产权信息公报,指导企业技术研发、产品生产和市场营销。与之相反,我国绝大多数出口企业缺乏对现代知识产权信息加以利用能力,忽视知识产权文献检索,没有建立知识产权信息检索、分析机制。企业在技术创新前,没有研究相关技术领域国内外专利发展状况,没有及时了解和掌握竞争对手在专利方面的动向和专利布局。信息的缺失,导致企业在制定研发计划时,无法做到扬长避短,无法形成自身的技术优势,直接影响到技术创新的有效性。出口企业在产品出口前,没有对涉及自身产品的技术构成情况和目标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掌握专利技术覆盖的市场、专利技术本身的状况、本企业出口的产品是否构成对出口国家或地区专利侵权等信息。

(五)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空缺

企业知识产权战略是指企业为获取与保持市场竞争优势,运用知识产权谋取最佳经济效益的策略和手段。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及其企业发展和博弈的重要手段, 知识产权的状况及其发展态势将直接影响到国家和企业的竞争力。正如施乐公司托曼所言:“管理知识产权将使公司创造更多的财富,只有善于管理知识产权的企业才能取得成功。”发达国家企业一贯重视知识产权战略,“市场未动,战略先行”是跨国企业的基本作法。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跨国企业便开始在中国“抢滩布阵”,在华专利申请量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在基本完成知识产权战略的布局后,这些跨国公司已逐渐步入收获期,凭借成熟的知识产权商业策略和诉讼经验,向我国迅速发展的高科技企业屡屡“发难”。一些跨国公司甚至采取“欲擒故纵”的知识产权策略,通过我国国内的侵权者培育和发展市场,取得较高的市场份额,再伺机以诉讼的方式坐享其成,获得巨额的经济赔偿。这让国内很多企业在投入了大量的开发和风险成本后,还要面临侵权诉讼与巨额赔偿。反观国内出口企业,大多数企业只是关注产品输出,忽视企业海外知识产权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在国际市场上缺少自己的专利技术产品和名牌产品,国际市场价格定位低,容易遭遇反倾销和知识产权措施制裁,而知识产权风险的防范和应对能力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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