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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涉外专利典型案例研究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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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国际审判管辖权(涉外诉讼管辖)的扩大 返回

日本民事诉讼法中,本没有关于国际审判管辖权的专门规定。后来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立法机关曾经考虑过增设此类规定,由于当时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要讨论关于国际审判管辖权事宜,日本由此决定先暂缓国内立法。此后,海牙会议没有能够就国际管辖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日本也没有再重新考虑相关立法,因此错过了通过国内立法完善国际审判管辖规定的机会。

在涉及知识产权诉讼的管辖上,日本传统上主要继受了德国知识产权司法的传统,严格的采取属地主义原则,即承认知识产权所在国法院的管辖权。而侵害对象即使是日本的知识产权,如果发生国外而不是在日本,也认为其为国外的知识产权侵害问题,而不是日本的,所以日本法院不具有管辖权。

但是,近年来随着国际间有关知识产权贸易交流的扩大和摩擦的增多,其相关的国际知识产权等诉讼不仅涉及日本的知识产权立国的国家政策,同时还涉及国际上知识产权交易中的利益问题,所以,日本法院在处理知识产权诉讼的管辖权问题上采取了若干具体的政策性利益衡量原则,通过司法判决的方式(尤其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就其所奉行的属地主义原则,在相应的法律规定、性质内容以及原则适用等方面,予以多元的解释和灵活运用,使得其原本严格的属地主义原则一下子变得具有多义性和暧昧性,从而在实际上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将知识产权立国这一重大国策法制化、制度化。

就日本法院的国际审判管辖权之扩大,涉及到的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有:最高法院的马来西亚航空坠机案件(1981年10月16日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判决),二手车预付款返还案件(1996年11月11日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判决)以及奥特曼案件著作权案件(2000年6月8日最高法院第二小法庭)等,因这些案件更多的是涉及普通的民事审判管辖,而非知识产权审判管辖,在本报告中不具体介绍相关审理情况。但结合这些最高院案件和其他地方案件的判决要点,就知识产权的国际审判管辖权的扩大趋势,我们总结以下几点:

(1)在知识产权国际审判管辖的判断上,尽管强调要遵循日本加入的国际条约,但同时,主张要日本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精神,基于“当事人的利益公平、裁判的正当、迅速”理念加以判断,即、只要不存在影响所谓“当事人的利益公平、裁判的正当、迅速”的特殊情况,既有应用日本法院管辖的余地。而就在何种状况下该认为是不违反上述理念,在具体的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法院再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将此抽象理念加以具体化;对此,有学者提出批评,认为仅仅以“当事人之间的公平、审理的迅速、正当”这些抽象概念来作为判断的标准显然不妥,应该确立更为明确的判断标准。

(2)尝试引入国际私法上的“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涉及合并管辖问题时,强调诉讼请求之间的紧密关联,或者关联共同性。即,如果有这样的关联共同性,即使对侵权产品的制造、销售等侵害行为发生在国外,日本法院也有可能对其实是审判管辖。

(3)在对日本没有住所的当事人为被告提起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强化了侵权行为地、损害发生地的证明以此作为确定管辖权基础。 这样,即便在日本没有住所、没有营业基础的外国法人,也有可能作为被告被卷入到在日本的知识产权诉讼中。

(4)尽管在国际审判管辖上有以上的扩张,但日本法院在涉及国外的知识产权的实体判断上,仍然坚持属地主义原则,即在肯定日本法院审判管辖权的前提下,仍然排除对外国法的适用,否认作为被告的外国法人依照其本国法进行的抗辩权。这无疑是有失公平的。对此,日本也有学者提出批评,指出将实体和诉讼问题分开判断,实际上是为日本的当事人在程序法上寻找对抗实体判断的根据。有引发国际管辖冲突的危险。

就国际审判管辖的标准和适用,日本法院的判断和学界的主张在主流上已经逐渐持肯定态度。在具体判断标准的适用上,虽总体上尚有未成定论之处,但其立论正日趋完备。这尤其需要我国企业在进入日本的市场、可能涉及到知识产权纷争之时予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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