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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知识产权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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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如何应对自由贸易协定(FTA)对世界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环境的影响 返回

为了应对自由贸易协定(FTA)对世界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环境的影响,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关注国际上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

在国际贸易领域,以WTO为代表的多边机制和以FTA为代表的双边机制并存的格局早已形成。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大力推动各种类型的FTA,千方百计借用FTA之驱,绕开WTO,以便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现实。在发达国家的大力推进下,不仅FTA的数量在迅速增加,内容在不断扩展,游戏规则也在不断翻新。

FTA发展的动向,同样会从3个层次上对世界各国知识产权制度和法律环境造成影响,不仅直接关系到已经签署、生效的FTA的调整、修改、完善,直接影响到这些FTA的成员,而且会直接地关系、影响到相关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例如TRIPS协议、ACTA等)的制定、修改,从而影响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也会通过FTA的辐射效应(或称外溢效应)间接地对与这些FTA成员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影响。因此,对于FTA的这些发展动向,我们应该随时关注,及时分析、研究,未雨绸缪。

正是由于FTA涉及范围很广,早已超出狭义的国际贸易领域,广泛涉及政治、外交、经济、科技、文化、法律等问题,对其进行关注和研究也必须是全方位、多视角的,需要多个部门、多个领域的相关人员协同配合、大力支持。

二、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协定机制

现有的FTA机制,如同WTO等多边机制一样,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制定、形成的,从总体上讲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发达国家对于FTA机制的把握更为到位、理解更为深入、运用更为熟练,早已是轻车熟路、游刃有余、玩弄于股掌之间;再加上发达国家具有的经济、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在FTA的机制建设、谈判、运行当中,发达国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是不争的客观事实。相比之下,在FTA的机制中发展中国家一直是处于被动的、被主导的从属地位,也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近些年来,以“金砖五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伴随着经济上的崛起,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联合,在WTO等多边机制中形成对发达国家抗衡的一种势力,遏制了发达国家的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使得发达国家许许多多的一厢情愿受到制约,难以实现,这是导致发达国家决心要绕开WTO,利用FTA另辟蹊径的重要原因之一。在FTA机制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在WTO等多边机制中联合形成的这种对发达国家抗衡的力量,自然遭到分化、削弱、瓦解。

面对这样的现实,发展中国家不能无动于衷、听之任之、任人摆布,应该在积极学习、了解、正确把握FTA机制的基础上,尽早学会充分利用FTA机制,为我所用。在这方面,我国面临的任务更为繁重。

在我国已经签署、生效的FTA当中,实施效果比较好的当属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东盟+1)。2010年1月1日正式建成的有19亿人口和6万亿美元GDP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东盟+3(中、日、韩)以及东盟+6(中、日、韩、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多边自贸区机制相继形成,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在2002 年 11 月《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署的时候,我国与东盟首创了一种“早期收获安排”(Early Harvest Programme,EHP)模式,采取了与一般的货物自由化不同的优惠方式,即在对所有品种关税取消之前,先对特定的品种实行贸易自由化优惠。这种运作模式体现了“开放性地区主义”的“单边自由化”原则,与“互惠的”货物贸易自由化安排存在明显的不同,原则上实行自愿参加的方式,相互开放,但不要求对等开放。第一个与中国订立早期收获计划的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都是之后才加入的。越南、老挝、柬浦寨三国提出 229 种享受“早期收获安排”的产品,列入“例外清单”,把我国具有优势的禽蛋、水果和蔬菜都列入了例外清单,从这一安排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而我国由于没有提出“例外清单”产品,导致我国处于劣势的热带和南亚热带水果等农产品没有保护期,进口降税幅度大,遭受巨大的冲击。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虽然我国已经签署了十余项不同类型的FTA,其中多数已经生效实施,但是在世界FTA机制中终究还是一个刚刚入门、初学乍练的新兵。我国对FTA机制的理解、认识和运用,不要说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与东南亚这些发展中国家也存在着较大差距。

作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必须尽快迎头赶上,适应FTA机制,在FTA机制中找到自己合适的定位,学会充分利用FTA机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调整自由贸易协定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为了更好地应对自由贸易协定(FTA)对世界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产权环境的影响,首先做好功课,练好内功是必要的,调整FTA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就是其中应该做好的一门功课。

我国《中国人民共和国缔结条约程序法》(1990年12月28日通过    1990年12月28日公布、施行)第七条规定:“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批准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前款规定的条约和重要协定是指:

(一)友好合作条约、和平条约等政治性条约;

二有关领土和划定边界的条约、协定;

(三)有关司法协助、引渡的条约、协定;

(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不同规定的条约、协定;

(五)缔约各方议定须经批准的条约、协定;

(六)其他须经批准的条约、协定。

条约和重要协定签署后,由外交部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会同外交部,报请国务院审核;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予以批准。

双边条约和重要协定经批准后,由外交部办理与缔约另一方互换批准书的手续;多边条约和重要协定经批准后,由外交部办理向条约、协定的保存国或者国际组织交存批准书的手续。批准书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签署,外交部长副署。” 

缔结国际条约、协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条约和重要协定,另一种是一般协定。在我国,条约和重要协定必须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才能生效,而一般的协定只要国务院通过即可生效。从现实状况来看,在我国自由贸易区协定不包括在“条约和重要协定”之内。作为自由贸易区协定这样一种可能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争端解决,甚至还会涉及环境、人力资源、科研教育等多方面内容的协定,进行对外谈判和在国内实施都必然会涉及到与诸多法律之间的衔接和修改问题,应该提升其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期引起有关各方的重视。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批准应该被提升到人大常委会的层次,才能满足自由贸易区协定协调对外谈判和在国内适用的要求,保证自由贸易区协定在国内实施。

四、做好未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应对

目前,我国已经签署的FTA,从贸易关系上看,对方大多不是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近些年来我国与这些FTA成员的双边贸易额加在一起在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并不算大;从经济总体实力上看,这些FTA成员与我国差距较大,尚不属于同一数量级;从经济结构上看,双方经济的互补性远大于竞争性、利害冲突不多;从签署的FTA的内容上看,很多还保持在“优惠贸易安排”的区域经济合作初级阶段,算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FTA。因此,我国已经签署的FTA,从谈判的角度讲,大多尚属难度不大、内容不算复杂、层次不高、争议不多之列。

以TPP所涉及的亚太地区为视角来看,在21个亚太成员中,中国已经与智利、秘鲁、新西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后7个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成员)等1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尚未商建自由贸易区的成员仅有加拿大、墨西哥、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美国等5个成员。

十分明显的是,美国加入积极推进、参加TPP谈判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亚太地区确立其雄厚的经济基础,创建一个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排除在外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协定,制衡、遏制中国。有人将它称作是一个“禁止中国入内”的大型俱乐部。TPP也将成为美国参与WTO多哈回合谈判的重要筹码,妄图以此改变多哈回合谈判路线,掌控多哈谈判进程。

不必说将来我国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贸易对象的FTA谈判,就是加入如TPP这样的多边性的FTA的谈判,都将会是相当复杂、相当艰巨、相当困难的,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准备。

签署FTA的最终目的是合作,达到互利共赢,但是FTA的谈判过程,往往是充满激烈竞争,甚至带有火药味。如果说,我国前期已经签署的FTA谈判大多属于是与“友军”的“演习”,只是“小试牛刀”、拉开FTA谈判的序幕,那么今后面对的FTA谈判才是“正戏”的开场。做好充分准备,积极应对,应该是我们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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